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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时间，再说点别的。周六晚上他们依旧打牌到深夜，我依然和王超聊天的睡着。我们谈天说地，谈情说爱，谈古论今，有种预感，也许这种日子就算以后翻遍千山万水也找不回来的。。。这正是我不敢和别人太深交的原因，我不想让别人离我太近，这样会让我没安全感，近则不逊。我真讨厌自己。”

“只有WC，我们一起军训，一起上课然后一起翘课，一起泡面一起泡吧，一起嚣张一起拽，一起狂吼一起犯二，半夜一起喝百事一起到草地拔草，一起对未来迷茫然后一起在阳台畅想未来，一起来到这里然后。。。他先走。“四年后的英国一定有我们的身影”半夜我们站在阳台，一起许下一个诺言。只是明天的太阳从哪边生起谁能知道呢？ 他马上要走，而我还要在这四年”

    再次看完西雅图夜未眠，头昏昏眼蒙蒙，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爱情和甜美的meg ryan，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万籁俱寂，孤灯一盏。我按下重播键，只想驱散周围的孤寂。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试图驱除孤独，当然，全是徒劳。关于朋友是怎么定义的，我深爱着的那两位监护人可从来没告诉过我，我也完全搞不懂该怎样给它下个定义，看看周围很多人，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他们可以讨论案例也可以随意八卦，但其实他们之间什么关系都不是。也许这个想法就是个错误，误吧知己和朋友画上了等号，真诚的付出去对待别人，结果却是无法沟通。。。wc同学下午给我电话，说他已经到西安，电话那头的热情和我低沉的语调搅和在一起就像是在讲相声，哎我真的很糟糕，在图书馆里被十七科计划折磨的快七窍生烟了。wc确实为我的大一生活平添了很多乐趣，没有他我一定会更孤独，我很感谢他，上面那两条就是当时写的，我情不自禁的开始想象那一年过的是有多精彩。朋友总是动态平衡的，他走以后又出现其他很多朋友来填充我的生活，但填充这个动机本身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依旧孤独，与别人无关。

     他回来后我就回想了一下这三年的过往。到目前为止，先不谈生活方面，单单看学习，基本上我学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课本甚至课堂以外。那些上过的课，有用的也就是高数概率数理统计计量运筹、国贸会计财务管理，前者使所有论文的基础，后者是遇到了好老师，除此以外，其余的课都如浮云，这也和专业本身有关系。在学校里除了上课，收获最大的就要数泡图书馆的日子了，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图书卡上记录着两百多本借阅过的书籍，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基本解决了20年来困惑本人的大多数问题，比如鸡是怎么来的，蛋是怎么来的，至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还是交给那些博士烈士圣斗士解决吧。当然，虽然在暑假寒假只是走马观花的在社会大课堂里亲身体验和道听途说一些，却收获不菲，至少明白了不经清苦难成人等等等等一些道理。

   太晚了，明天见。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叫“社会排斥”，就是说，我这个社会集团排斥你这个社会集团，它都有一个“排斥标准”。老精英集团排斥新精英集团，就是革命干部的集团，他说你们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先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新精英这时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他确实没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钱，他工农的出身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强调“成分”，就是这样来的。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

《南》：后来确实发生了下指标抓右派的事情。

王：对，有。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里面的反应，他并不喜欢这一套。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折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历史，从解放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论反右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但几十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经过“引蛇出洞”，后来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知识分子讳言政治、讳言国事的情形？

王：这个说法有点问题。首先，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占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时的标准，今天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其次，为什么只关心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而不关心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是说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选国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当时知识分子参政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来参与国家的建设，如果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今天的参政议政，比那个时候更广泛。

《南》：为什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更广泛呢？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协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

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领导人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比如经济政策，具体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进来这些问题，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经分不清是影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南》：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

王绍光：如果说，因为五七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就是用逻辑代表历史，但是这个逻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从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影响国事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但是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政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参议国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这个转变谈一谈。

王绍光：的确，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形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比如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但内参还是有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发挥的作用更大，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用决策咨询群体来取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且着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的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调查数据。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 的制定。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等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此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频繁利用“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这些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绍光：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但是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所谓“外压模式”，是指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

当然，形成压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息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所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如果用那种方式展示，历史就变得非常疯狂，没有道理的疯狂，但是当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时候，发现历史不是那样，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决策的影响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过，就个人影响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您一样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税制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预想要影响政策？

王：我没有。我关于税制的研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的，在美国发表了，胡鞍钢当时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你这几样东西很适合中国用，我们就弄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税制改革这个事情，其实财政系统内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报告》之所以让领导人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吻合了——税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国经济的能力都没有了。后来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没有想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领导人看到了，拿到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只能说，这项研究正好适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有多聪明或者有内部关系，一点都没有。

只有关于“军队不许经商”这个报告是我们当时不得已才写的内部报告，因为国内没有媒体给你发这种文章，话题太敏感了，只能对内部发。1998年，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军队与商业脱钩。我们不敢说这项政策的颁布跟我们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在93、94年给有关方面看过有关军队应该“吃皇粮”的报告，他们都赞同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财政拨只管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方自行筹集。

《南》：会不会有人因此质疑你们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怀疑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王绍光：我从来没有为政府说话。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如果我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决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我说过，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响，但确实很大程度是无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开玩笑，我说你老是在寻求怎么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93年的税制改革如此，强调地区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国家因为差异过大而导致分裂，导致不稳定。军费问题、预算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医疗改革、矿山安全，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南》：我想您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看过《国家能力报告》那本书，还有您关于文革的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实的调查和数据，来龙去脉很清晰。

王：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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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多严谨啊 ，让我想起了中央党校副校长那次报告，也有讲这段历史，一样的清晰，客观，诚恳。也让我想到了我大姨（—_—!!!） ，她的语言太具有魅力了，前天我们和飞在酒店聊了一早上，真是令人难忘，感觉好极了，仿佛是昨日重现，一如十几年前。在西安腐败两天，他们买单，我开开心心。还有，终于买到围巾了。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
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
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
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
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
走。

 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
小工来说你他妈给我把这个搞定。小工果然想出了办法：他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风扇
猛吹，空皂盒自然会被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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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才是历史的缔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人说的，多有远见。

陕 西 情 怀——作者：断弋


陕西沾了西安的光。
　　
　　一座西安城，便占尽了陕西的大半风景。而因此也吃了亏，因为众人眼里也只有这座古城。西安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城市，虽然北京也曾有过这样的格局，但终不如西安给的感觉踏实。进入西安市，你有一种安全和安闲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有些无缘无故，但又是如此地实实在在。那么，既然是避不了，躲不开，就不妨从这个城市谈起，从这种感觉谈起。
　　
　　1
　　　
　　对于一座城市文化的介绍，总不免要拉出一大串名人来。对此，不知你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点烦。但是，你又不能避开他们。没了他们，历史便无法书写，文化也不能延续。那么，让我们打起精神，再谈谈这些名人。这次，我们不妨从现代名人谈起，从一个敏感的字眼“性”来谈起。
　　
　　先说说陈忠实吧。他写的《白鹿原》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多人喜欢，但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只是因为里头有些“火辣辣”的性描写。但这位作家嘴很硬，就是不改。我双手支持他。性本是件很美妙的事，火辣辣些又有什么不好？难道性冷淡才算正常不成？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现在年轻人性早熟，对此好像有些匪夷所思，但没办法，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这么走过来的。我私下以为，中国现代作家把性描述最好的有两位作家，一个是陕西的陈忠实，另一个是北京的王小波。他们性爱描写是如此地真实自然，激情澎湃，前者具有野性狂放的美，后者呈现干净纯真的美，不管怎样，都快活地闪耀着诱人的人性光芒，大方地透露出健康的美学力量，非常好。
　　
　　打破性的“心理”和“话语”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打开僵化思维定式，突破陈旧条条框框的思想解放标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思想界的开放，竟首先得益于“性”的解放。若干年后，陕西人会骄傲地想起，中国文化开放的一个关键环节，竟是由一个西安人从激发中国人的“性”趣开始的。这实在是一个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煞是好玩。
　　
　　老陈有点倔，还有点硬。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两千多年前，也有一个老乡，如同他这般。这就是西汉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了。当年，就因为替大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那混蛋皇帝下令处以腐刑。这对一个男人讲，是莫大的耻辱，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但司马迁坚强地活了下来。肉体可以被蹂践，身份可以被嘲笑。但精神却不能倒，绝不可以。他的男儿血性依然沸热滚腾，屈辱里隐忍再隐忍，压力下发愤再发愤，到最后，终于完成煌煌巨著，光耀千载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从某种程度上讲，陕西人血性里都有一种认了（真）理不回头的“拗”劲儿，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有一股深沉的爱恋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怀有赤子之心，所以总是爱的执着，爱的发痛。
　　
　　譬如说路遥吧。对于这位朴实的作家，我心里一直存着深深的敬意。记得他去世那年，我好像刚读高一，读了别人写的纪念文章，非常感动，连夜为他摹画了一幅头像速写，至今还小心地保存着。画里那忧郁的眼神，阔厚的嘴唇，我依然记忆犹新。不能说他是中国作家群里最聪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在普通人命运身上，第一个用头脑思考，用真实笔触涉及我们身边生活的作家。但就这一点，已经令大多数自命“铁肩担道义，空手著文章”的文人惶惶汗颜，也足已使那些矫情粉饰，刻意躲避的“玲珑”文章黯然失色。《平凡的世界》是他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虽然有人对于后半部分粗糙的文字有所批评，但这不妨碍他的伟大和作品的价值。他用朴实而直接的笔法，给当时苦闷的青年打了一剂精神的强心针。他明示了奋斗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权利思考自己的价值，而生命的基调应该是积极的，昂扬的，洪大的，为了理想，无论受什么苦，都是值得的。在他那儿，理想第一次变得那么真实，那么温馨，而且就那么大大咧咧，平平展展地在黄土地上铺展开来。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神圣使命，对于文字的痴迷，对于黄土的挚爱，竟使得他连自己的生命都忘了珍惜。最后就那样猝然离我们而去。对此，我情愿相信是苍天的眷恋，看他太勤苦了，早早接过去，好早些歇息。不用担心，精神的航标已经确立，人世间的事，还是交给后生们去办吧。
　　
　　就文字性格而言，与路遥的深厚忧郁相比，贾平凹则要轻灵恬淡许多。他是商州人，靠写散文出名。他的散文，的确很棒，文字也非常漂亮。从他的散文里，你能读出黄土文化背后特有的细腻和精妙来。老贾是个聪明人，很有灵性，才情也恣意得有些过于汪洋。当年，他曾写过一本《废都》，里头也有许多“麻辣辣”的性爱描写，但我以为很不好。刻意放大，矫揉造作，甚至有些不自然的卖弄，好像证明他也开放，也会描述性交似的。最糟的便是动不动就“作家删去若干字”，即摆出一副“英雄无用‘阳具’之地”的无奈姿态，又像故意调戏大家胃口（性欲）一般。据说当时这本书火爆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空白方框字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
　　
　　当然，作家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时无论文化现象，还是作家自身情绪，都受了些干忧，所以也可以理解。贾先生后来冷静下来，也更稳重了些，文字终于摆脱麻烫媚俗状态，干净了许多，也空灵了许多，却又带上“玄而又玄“的味道。那么，人家自己给自己玩，你读不懂，也没关系。崇尚老庄的老贾，从一块朴素的“丑石”蜕变成一颗怪味的豌豆，也不知下步会不会成虫化蝶，或是成龙变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期盼的等待。
　　
　　　　　　　　　　　　　　　　　　　　　　　　2
　　
　　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圈子里，陕西文人是最接近真我，也是最自我的一个可爱群体。这三个人是，而其他三个人也是。何人哉？对曰：西安铿锵三人行：张艺谋、巩俐和赵季平是也。　
　　
　　张艺谋是一个大导演，巩俐是一个名演员，而赵季平则是一位很有建树的音乐人。这三个人，好像是捆绑式一起“出名”的，有点“相互依附，谁也离不了谁” 的感觉。虽然，他们一直都在竭力证明这个反命题，但我还以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黄金组合。人家现在都已经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了，我还在强调乡土组合，老乡搭配，自然显得有些老土，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记得当年张艺谋曾导演过一部《古今大战秦俑情》，并在里头饰演那个秦俑。说实话，张艺谋根本不用化装，只要往陶俑里一站，还真以为是秦俑复活呢！也难怪，张是地道的秦人，当然是同祖先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嘛。看过兵马俑的，无不为气势所撼，也无不为其精细逼真打动。老谋子这一点就深得老祖宗真传。众所周知，老谋子善于玩“花”样，他的影片，视觉效果都非常棒，色调独特，细腻流畅，用大众的话，就是花里唿哨，怪煽情的。这是实话，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片通红通红的红高梁地呢。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张的技术活非常过硬，如果当年在秦宫里做泥瓦匠，绝对是顶级匠师。
　　
　　不要以为我是讽刺老谋子只算个“艺术工匠”，人家“鬼点子”也多得是嘛。每部片子，无论叙事结构、视觉组合，还是演员选择，剪辑配乐，他都刻意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事求是地讲，他做到了。如果你不吹毛求疵的话，他还是中国难得的好导演。当然，在主题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偏好，人家也有这权利（驾驭某些题材，他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很不喜欢有些人一惊一咋地说他不喜欢张艺谋，说人家总是投洋鬼子所好，专门暴露中国的阴暗面。说这些话时一般都作义愤填膺状，并多会捎上一句，国外很多华侨都不喜欢他，以此印证自己的爱国心。我自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艺术的力量来自人性的反思，老外还没单纯到把电影与现实划等号的地步，中国也没有脆弱到连反思自己文化的勇气都没有的程度。当然，话说回来，老谋子虽然拍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好片子，但说大气，好像还谈不上。不过，很多人相信，他有这潜力。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与老谋子的“花哨”相比，巩俐(我一直把她当作半个陕西人)则显得要朴实得多，本分得多。巩俐是一个好演员，这一点勿庸置疑。当然，好演员不一定非要以“百变”来验证自己的演技。摆脱张的影子后，巩俐也有不少新的尝试。如演《漂亮妈妈》，我以为很不错，但说到底还是本色演出，只是挖掘出她骨子里善良、坚强和母性的一面（不是说她没成功地塑造这个角色）。后来又听说拍了《周渔的火车》，据说她很高兴发现自己的另一面，并能够凭自己的感觉自由发挥。她诠释得成功不成功，留给观众评说。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演员，试图突破自我，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与张艺谋的不老实相比，与巩俐的可爱相比，赵季平在艺术上似乎走得更远点，更深些。就艺术表现力的水准而言，我给老赵打最高分。大家喜欢说老赵的配乐给老张的电影增色不少，自然，配乐在电影里也一直是从属地位。但是，老赵对音乐的把捏，我以为不仅仅是到位，而是更精致，更大气些，很有大家风范。听听《菊豆》的配乐，听听《大红灯笼高高挂》片尾曲，音乐所表述的情感远远超越了电影和故事本身，它拨动了人类情感最微妙的那根弦，并挑挂起故事（或电影）本身，使之更舒展，更具震撼力。以我的看法，他的音乐兼有黄土的厚重，秦腔的激越，黄河的恢宏和汉唐的遗风。这种颇具民族气势和地域个性的音乐，没办法不让人喜欢。自然，我也喜欢老赵性格里的朴实。据说某记者前去采访，到了午饭时间，老赵说：就在我家吃顿饭吧，我老婆擀的面条很好吃。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听到这么朴实的话，真是令人感动。据记者反映，那面条真是不赖，好吃得紧。饭后闲聊，才知赵夫人是省交响乐团拉大提琴的。想想那双在大提琴上灵巧飞舞的纤纤素手，会亲自下厨为老公和客人擀上两碗热腾腾的面条，这般待客之情，除了羡慕，除了感动，竟还有一点点的醋味袅袅散漫开来。也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这辈子，最好能娶个西安姑娘做老婆。
　　
　　面对这群可爱的西安人，说他们真我，是因为他们不矫情，不糙作，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朴素而简单地生活；说他们自我，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自信，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并沿着自己的思路一直执拗地走下去。这时突然想起一个西安朋友告诉我，说贾平凹其实很小气，你和他出去吃两碗面，他也不会争着跟你付钱。按照朋友的意思，那就是作为名人，文章要大气，人也要大方。可仔细想想，凭什么呢？谁不都要过日子嘛？不知你有何想法，我反正不讨厌这一点，反而觉得他更真实，更可爱。
　　
　　在这座四四方方的古城里，就这样生活着或曾生活过这样的一群可爱人物，性格如同这座方城，有棱有角，又如同这片土地，朴朴实实。想想看，多好。
　　
　　3
　　
　　就人文意义来讲，西安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文精神的勃发，还得益于现代这批精英人物。对此，我想很多人会反驳，而且会拉出一大把一大把的汉唐名人来压我。但不好意思，我们讨论的是地域文化。据我所知，汉唐以来，西安的本土名人并不多。能提得出口的也就三四个，如王昌龄，如韦应物，如杜枚，如韦庄等。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尴尬。但大城市边缘，都有这样的文化尴尬，这问题在此不论，以后另立题详谈。
　　
　　王昌龄擅长七绝，譬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多漂亮的诗句，恢宏大气，颇具大家风范。还有那首《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真是凄凉入骨，绝美到家，至今还被多少文人反复地把玩吟诵呢。
　　
　　韦应物，据说当年是“高干子弟”，“贵族”身份一点都不掺假，但“其性高洁，其诗高雅闲谈，人比之陶潜”，后世以陶、韦并称。我最喜欢他的两首诗。一首是《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每逢诵读此诗，都有想跨越千年，拥抱拥抱这个老头的冲动。当然，他肯不肯是另一回事。他的另一首诗《滁州西涧》唱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以为是千古绝唱，可与柳宗元的《江雪》相媲美。
　　
　　提及“小李杜”里的杜枚，那好诗名句就更多得不得了。如“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如“商女不知亡国恨”，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都是没办法再好的千古佳句。他的诗风俊爽雄丽，当时非常有名，对后世也影响颇大。
　　
　　他们的诗歌固然不错，但在芸芸诗林中，作为一个群体，不免有些单薄。好在是我又找到半个陕西人，那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祖籍太原，因为父亲在渭南做官，所以后来移居到那儿。白居易爱写诗，《全唐诗》里，收录他的就有2000余首。但便是把他加起来，陕西的诗人也少得可怜，自然也无法形成一种呈影响力的精神导向和群体人格。
　　
　　于时，我不禁反思，那些曾经恢宏大气的王朝，在这片土地上，除了秦砖汉瓦，兵俑陵碑，究竟还留下什么？自然，作为七朝古都，历代帝王是最好的谈资。但如你所知，帝王只有一个，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及群体人格的影响，并无可表述。当然，西安大气的性格特色，肯定与帝都有关，但并非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于是，我决定从当地的名山大川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如你所知，古人喜欢游山玩水，题诗作文，说不定从那里能找出一些线索来。好在也容易，因为陕西唯有一座名山，那就是五岳之一的华山。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以险著称。什么擦耳崖，猢狲愁，千尺幢，单听听这些名字，胆小的人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年，大文学家韩愈，一时气盛，独登华山，却不料困在半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韩先生先是恐惶，继尔渴望，再尔绝望，最后只能哭哭涕涕给他的好友，当时的华阴县令写了封遗书，投到山下。好在是书信被山民及时拣获，并赶紧呈交。县令一看，遗书？什么话？这不是小看俺陕西无人么？有路让你上得去，自然就能让你下得来。这老兄一声令下，几位秦川大汉胸脯一拍，扔下一句陕西话“没(mo)问(ven)题，小意思么!”就一溜烟跑了。不几时，就把我们狼狈不堪的韩大官人抬了回来。至此，冒险的故事正式结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也得以继续灿烂。如今，那里还有一风景处，刻书：韩退之投书处。　
　　
　　这个故事很好玩，但这样的线索却不能令我满意。再仔细看看，还有一座，那就是终南山了。王维当年诗云：“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由诗意判断，这肯定是一座很漂亮的山了。其实不然。山是普普通通的山，王维是别有用心罢了。据说，当年王维觉得位卑官小，很不过瘾，脑瓜子转了转，便四处宣布自己要“辞官归隐”。他还真的辞了，但却赖着不回山西老家，而是就近跑到终南山上休长假去了，并不时写点诗表表心志，造造气氛。这下王维名气一下子提了起来。朝廷一看，真是名人高士，好，请回来重用！但请了几次，王维都婉言谢绝。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嫌官职不合胃口罢了。直到一年以后，让他做尚书，他才满意，这才半推半就下了山来。时人讽为“终南捷径”。
　　
　　这个故事当然也无法令我满意。无论文人一时的软弱，还是士子精心的投机，只是个例事件罢了，我依然困在原地，无法找到陕西精神血脉的历史源头。我知道，我走入了一个心理死角，困在四四方方的城里，自然无法找到活的源头。
　　
　　于是，我决定走出去看看。
　　
　　4
　　
　　是的，西安不是陕西的全部。不能因为一味沉浸在帝都的繁华与历史的迷宫中，便忘了它四面八方，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洼洼和黄土疙瘩。
　　
　　站在关中平原，展望八百里秦川，黄土漫漫，四野茫茫，顿使人产生无限苍凉之感。面对这片土地，不要悲叹，不要说穷。谁也别笑话谁，我们都很穷，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还没有资格悲叹。在此，我只想吼几句秦腔，那怕既不成调又不成样。长啸，那是需要洁净的天空和安静的旷野。而在西北风里，你只能吼，吼醒这天，吼动这地，吼破这无边的荒凉，吼尽那难言的迷茫。
　　
　　陕北高原上，我听见也有人在吼，但比我要悠然得多，嘹亮得多，颤颤悠悠，一线几乎扯到天上。我知道，那是《信天游》，那一嗓子的干扯，不但扯到天上，也把我扯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读贺敬之的《回延安》。但我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彼此给予的感动与帮助，已经成为风干的历史，偶尔，会在几个老人回忆的眼泪里，漫漫泡开，却又很快地风干。
　　
　　红色，圣地，革命，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词，曾经意味着血与火，也曾经代表着美丽的理想和真实的生活。
　　
　　七十多年前，陕北的高原上，曾来过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行装破旧，但精神却非常饱满。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地贴标语，做宣传。而且，他们亲切地称你为老乡，而你却不需要恭敬地回之“老总”。朴实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麻木的心也渐渐热乎起来。后来，又分了地，发了枪，说要抗日，说要革命，还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想想看，没有战火，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多好。
　　
　　这个理想很快传遍了全中国，于是，在闪闪宝塔的指引下，延安来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是的，就为了一个滚烫的字眼——理想。理想，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含义，那时，它叫共产主义。来到延安，就是要过有意义的新生活，就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实现那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
　　
　　今天，我们对于那段红色的历史，总有一些莫名的反感和几乎神经质的嘲笑。这是那个“伟人手一挥，大家万众齐心闹革命”的疯狂留下的恐惧后遗症。曾经伤过，痛过，但终究要站起来，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对于过去，要彻底地否定某些东西，但也要理性地肯定一些东西。不负责任的否定，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哀。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嘲笑那些为理想奋斗，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为理想，为真理而死在监牢里，死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应有起码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如今，每年的清明节，还有一些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只是行动本身早已僵化成一个可怜的仪式。很少有人告诉孩子们，除了口号，我们来此看望烈士的真正意义。
　　
　　人性总是有脆弱的一面，政治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偏差可以容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失去理性平衡（通常表现为机构间的相互制约），失去自我约束，理想执行者暴露出“想当然”的非理性（甚至病态）弱点，最终只能事与愿违，甚至造成可怕的灾难。这样的“学费”，我们已经交得太多，太昂贵。
　　
　　当年，列宁乐观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经历阶段，但我们可以跳跃式地前进嘛。在老大哥帮助下，倒也是跳过去好大一部分。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最终又扑嗵扑嗵落水，灰头土脸地游回对岸。如今，那些回到对岸的小兄弟，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便是老大哥，也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对此，有些人会拍手叫好，但我们不能，任何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不会。
　　
　　邓公曾告诫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改革课题，也是一个博大而深刻的人文命题。八十年代，新加坡改革顺利，经济效果显著，于是骄傲宣称，他们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并致力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新儒家主义。但泱泱中华大国，千头万绪，改革绝非一条新道路，一个好主义就能解决的。
　　
　　“中国的事情难办呀。” 一位政治家叹曰。但难办也要办啊。只要我们不放弃理想，不放弃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走的人多了，就便有了路。是的，少些无谓无聊的争论，少些自以为是的评判，还是想想如何走好脚下的路。别想捷径，别想跑步，也别想跳跃，更别轻易改辙，中国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中国的大车需要缓慢前行，我们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是要记得，忙着修路的同时，也要注意车的维护呀。
　　
　　再次遥望那座宝塔，红星已经隐去，塔身却依然坚挺。猛然醒悟，理想的脚步，总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但只要执拗点，坚持住，光明还是有的。也在这一刹那间，我发现陕西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正在于此。想起汉时司马迁的苦愤勤书，想起唐时玄奘的荒漠孤影，想起路遥枯灯下的呕心沥血，想起老贾静室里的默念幽悟，一丝丝会意的微笑，顺着我的嘴角，渐渐爬了上来。
　　
　　回视那层层沟壑，滔滔河水，一时的疑惑也豁然松开：人文的形式，如地貌一样，千姿百态，人文的承载，像渡水一般，各用其材。那么，厚重的人文，自然也不一定唯有诗歌来传诵，也不见得非要文人去担待。黄土地上的人们，不是照样有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么？瞧瞧那窑洞门窗剪贴的红纸纸，听听那土坎沟涧荡悠的山歌歌，敲敲那红绸木槌的腰鼓鼓，你便会明白，那里，也有一个丰富的文明世界。
　　
　　人文的厚重，首先在于理解和尊重。于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也会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道一声：“老乡”，不是一厢情愿地施舍慰问品，不是故作天真地搞调查采访，也不是猎奇作秀地过过场，而是真想同他们交流一下：这日子，究竟应该怎么过。
　　
　　是的，我会的。 


-----------------------转自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5&idarticle=45392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器，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理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开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了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udney Smith） 
　　 
　　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曲学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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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转自http://www.94hw.com/photoShow.asp?/Src-ID1017.html